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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，我是独生女。南京要打仗了，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，我的干爹赵永兴，当时五十多岁，也是种菜的，他住在鼓楼四条巷六号，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。

    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，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，共有二三百人，十人为一班，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的周围。

    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，到处杀人，抓妇女，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，住在三百号楼，母亲有时到四条巷六号看看。

    冬月十八日，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八天，几个鬼子到四条巷六号，他们先是搜东西，我父亲王仕和五十岁，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，就将他打倒在地，在他肋下戳了两刀，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五号躲了起来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，肺全戳烂了，半年后他就死了。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，当时没死，用烟叶子敷伤口，过了几个月也死了。

    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，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，没离开南京，他们二十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俩口，就留了下来。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十二刀，叫喊了一夜，第二天就死了，他妈妈也哭死了。邵小姐，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，在几个鬼子沾污她时反抗，还打鬼子的耳光，她的胸部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。

    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六号家中羞辱，邵大妈名叫邵张氏，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多次遭到日本人羞辱。

    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，都是老百姓，还有妇女，山西路的池塘里也有很多尸体。

    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，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，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，用药水往上洒，还逼我父亲看，我父亲吓得要死，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，鬼子实在是太残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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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秀英，十二岁，家住中山门半山园二号。

    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二号，日军空袭南京时，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，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。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，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，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。

    我们是夜里去的，天亮时才到豆菜桥，我们带了点米，还有两只鸡。当时五台山、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，没地方住，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，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。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，生活很成问题，没有厕所，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。

    三天后，日军进城了，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，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姑娘。一天，他们找了一个老头，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，看中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：“去吧，救救我的命吧。”

    没办法，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，后来她回来的时候，喉咙都哭哑了。我还看到一个女的，一边走，一边哭，手捂在屁股上，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。

    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，一开始，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，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，连忙把戒指给他，吓得要死。有一天，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，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，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，衣服被脱光了，只穿一条短裤，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，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。

    我姑妈家住在东流，日本兵进南京后，我姑爹被杀害了。有一次，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，看到日本兵来了，掉头就跑，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。

    我家的三间房子被炸毁了，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，我们回中山门后，仍不得安宁。有一次，门口有个姓陈的六十多岁老太太，在家睡午觉时，被日本兵羞辱了，哭得要死，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。

    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，有一次，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，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，关不紧，有个日本兵来了，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，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，水桶也被踢翻了，我们哭着跑回家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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